小時候，我想過一個問題“什么叫氣質？”有個同學很嚴肅地回答我，聽克萊德曼的鋼琴曲有氣質，我找了個磁帶，聽了半天，沒聽見什么叫氣質。

       當時《讀者》上有個臺灣的“傻大姐信箱”，經常回答各種人生困惑，有一次有人也問“什么叫氣質？”大姐回答得很抒情，“氣質就是春雨的沛潤，夏風的迤邐，秋日的甜美，冬云的飄逸”我盯著這幾個排比句琢磨了一會兒，就放棄了這事。

　　前陣子吃飯的時候，有位男同志中途來了，一見劉瑜，握手寒暄的第一句話就是：“這么說，您是一個新保守主義者了？”劉老師剛從劍橋回清華教政治學，這位同志可能認為總算找著了一個能用術語對話的人。

　　整個一晚上，他都雄崌一角，說著各種洋氣的哲學和政治派別，說到外國人名就上英文，弄得本來八卦的飯局氣氛全無。

　　我想起劉瑜前不久一篇文章，意思是愛說教的人不愛直視人生經驗，特別愛翻山越嶺，比如明明是推銷專制思想，但不說“董仲舒說”或者‘張春橋說’，非要說“施密特說”。她寫，“你可能會問，施密特是誰？這就對了，如果你也知道了施密特是誰，好些人還怎么用它裝神弄鬼？”

　　伯林是個有名的哲學家，有人敬畏地問他“您認為現代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？”老頭子說“根本沒這玩意兒，什么前現代性，現代性，后現代性，都是任意武斷的概念”。那人又問，哲學到底有什么用？他說了個故事，有個教哲學的老師給學生上第一課，說“你們當中有人要當律師，有人當官員，有人當士兵，我說的東西，對于你們要訓練的技能，不管在哪方面都沒有絲毫用處。但有一點可以向你們保證，上完這個課，你們總能看清人們什么時候在胡說八道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