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它們歸總起來說，是在于心理分析理論的發(fā)展，是在于西方世界的智力與精神氣象的變化，在于鈴木大拙博士的貢獻，他，由于他的著作、講座和他的人格，業(yè)已使西方世界對禪有所認識。

       我想參加這次座談的每位人士，正像讀這本書的人一樣，對鈴木大拙博士的著作多少有所知悉。但本書所發(fā)表的講詞與鈴木大拙博士其他著作的不同之處，在于此處特別討論著心理學方面的問題，諸如無意識、自我等；并且，他的演講所發(fā)表的對象，是一組少數(shù)的心理分析家與心理學家，他們的關心與問題，在一個星期交談討論的時間，都會向鈴木博士提出。因此，我相信，這些講座對于精神病學家、心理學家和許多關心人性問題的有思想的入，一定有其特殊的價值，因為，盡管它們讀起來并不“輕易”，卻會使讀者對禪宗有一定程度的了解，俾使他能夠繼續(xù)他自己對禪的認識。

       這本書中另兩篇文章幾乎無需說明。我唯一須提到的是，雖則鈴木博士與馬蒂諾博士的文章幾乎完全保持座談會時的原樣（鈴木博士僅把演講詞的形式改為文章的形式），我的部分則完全修訂過，在長度和內容上皆是如此。修訂的原因主要是座談會使然。對于禪宗的文字我以前雖有所知悉，但座談會所給我的啟發(fā)以及隨后的思考，導致或“本來面目”，公案——不論自發(fā)的或是給予的——都沒有提供任何可以當做客體去了解與掌握的東西。設若學生想把它客體化，在細心而明敏的禪師面前，會立刻受到不留情的回拒。

       有時候——如在日本所發(fā)展出來的“公案系統(tǒng)”——在某個公案中仍舊余留著形式或內容上客體性。為了把這些余留的東西清除，并加深領會，禪師就再給學生一個公案，如此一個跟著一個。設若用得不當，這種公案系統(tǒng)就變成了它自己的障礙，終致落人公案原先所慎防的危險中。

       公案唯一確切的內容乃是爭擾不休的自我本身。對于公案的真誠尋求“解決”，乃是分裂的自我尋求自己的重合與實現(xiàn)。從公案的起源來看，它乃是這種實現(xiàn)的表達。不論學生自己是否認識到，他同公案的奮斗乃是他為了實現(xiàn)自己而同自己的奮斗。如果學生把公案當做客體問題來解決或回答，則不論是自然發(fā)生的公案，或由禪師給予的公案，他在去意圖回答或掌握時必然陷入虛妄。因為，如我們所已說過的，自我的問題正是主客二元對立所產生的問題。

       然而，禪宗并沒有像我這樣把這件事做智性的、概念性的與分析性的解釋。它寧愿直接而具體地用問答或公案來挑戰(zhàn)，而自我在它的主客二元結構中，則絕對無法作答。這一種攻擊，經由登峰造極的語言、行為、姿態(tài)動作的表達，構成了禪宗特有的方式，宣布——并使自我了解——自我無法在其自身之內完成自己，自我要想在它主客二元的結構中解決它的沖突矛盾是根本不可能的，因為這個沖突矛盾正是主客二元結構。

       因此，公案乃是要在情意上、智性上以至于身體上都激起“大疑”來，以至于整個的自我變成了一個“大疑團”。而除非自我本身變成了大疑團，就不能說它到達大疑的地步。

       為了達到這個開始的目標，并為了達到最后的目標，公案就同另一個早已存在的“集中”方法相并行——即是“坐禪”。這種盤腿而坐，兩只腳各放在對面的大腿上，脊椎挺直，雙手合十或重疊于前方，以“觀照”或“默想”的方法，在佛教以前許久就盛行于印度了。釋迦牟尼據(jù)說就是在這種姿態(tài)中成道的。當慧可去見菩提達摩時，據(jù)說后者也是以這種姿態(tài)面壁而坐。